谁曾料到, 印太战略原本是日德反制欧美的一件利器?
“印太”概念: 全球语境中的思想溯源和国际接收
文｜李汉松
来源｜《浙江学刊》
▲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阿奎里诺（John Aquilino）2021年会面并表示日美应就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展开合作。图源：互联网
1 “印度太平洋”的海洋政治学
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16年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美国高调将“太平洋司令部”（USPACOM）改为“印太司令部”（USINDOPACOM）以来，“印太”概念在国际范围内反响甚巨。鉴于此，欧美政治学家和国际史家热情复燃，纷纷撰文将“印太”追溯至魏玛共和国。多数学者认定，“印太”出自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的《印度太平洋空间内的德国文化政治》（Deutsche Kulturpolitik im indopazifischen Raum，1939，以下简称《印太》），之后又在20世纪40年代传播至日本。然而这一谱系并不完整，因为早在1924年的《太平洋海的地缘政治》（Geopolitikdes Pazifischen Ozeans，以下简称《太平洋》）中，豪斯霍弗即已提出了羽翼颇丰的“印太”概念。此书的副标题“地理与历史相互关系之研究”极具启示性：豪斯霍弗自视为德国从近代早期自然法到后启蒙运动神圣史这一脉思想史中，思索“地理如何通过历史进程塑造政法”的继承者和发扬者。豪斯霍弗的理论动力是德国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焦虑：如何突破德国地理位置对于其政治生长、国家发展的抑制。这一点从著有《反马基雅维利论》的腓特烈二世以降，便是普鲁士对于启蒙运动的最大反思：如果现代性的基础是商贸，那么缺乏海港的国家又进路何在？豪斯霍弗直面这一问题，罗列出了数位曾经突破空间限制的模范德意志人物：格奥尔格·福尔斯特、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和亚历山大·冯·洪堡。这一股思潮直至19世纪末，都在为德国在“国与国之间”寻找生存空间。在这一宏大语境之中，豪斯霍弗的“印太”旨在为德国指明一条海洋出路，避开欧亚大陆处处受制的窘境。事实上，在这一阶段，豪斯霍弗不断发明新的地理概念，试图整合大陆与海洋板块，寻觅新路。譬如，他在1924年的《太平洋》和1939年的《印太》之间的1931年著有《泛概念地政学》。在书中，他甚至提出了一种“印丝”（indo-serischen）理论，其目的是“复兴那条通过玉门关的古老丝绸之路”。豪斯霍弗借用古罗马文献中对中国北部“丝国”的称谓，目的即在于整合印度洋地区和中华文化区。鉴于20世纪30年代中亚的陆地空间闭锁而混乱，他最终决定优先考虑“印度太平洋”。为此，他广泛征引了物理海洋学研究，以为重新界定海洋政治空间之佐证。
豪斯霍弗预见到他重组印度洋、太平洋之举会遭遇批评，有人会指责他的发明创造是扭曲自然。因此他提前警告批评者：他虽然在政治上将“印太”构思成“欧美”的“对立空间”，但整合印度洋和太平洋完全符合海洋学依据。豪斯霍弗恰恰认为，“印度太平洋”才是被人工割离开来的自然整体，因此他所做的是重归自然。他引用海洋生物学家的研究提出：印度洋和太平洋同属一个“生命单元”。因此，“动物地理”——如鱼类从马达加斯加游至澳斯特罗－亚细亚沿岸——比所谓的“国际公约”更合乎自然，也更具效力。对豪氏而言，“印太”是一个有边界范围的“生命区”，与“非生命区”直接相对。而二者之间的“南境”分界线则由南部诸海的西风、南极洲的洋流决定。豪氏指出，这些纯粹海洋学意义上的边境“从物理角度更应令人接受”，因为也正是海风和洋流决定了人类航海活动的性质和范围。而正是海洋贸易、海军活动、航海探险等活动，才形成了国际政治权力的边界线。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论述时选用了希腊词根的“生命区”——这是当时地球物理学家研究“聚落地理学”时使用的术语，目前仍在地球科学领域有所使用，而非德文“生存区”——这是人文学者青睐的“政治地理学”或“地政学”术语。如此看来，许多学者将豪斯霍弗判定为“生存区理论家”，以此为线索考察日本对“生存圈”的接收，有片面之嫌。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德国“地理科学”领域内部，豪氏明显通过偏向一个子学科的做法，淡化自己实际更贴近的学科。这种“学科通婚”旨在利用更根深蒂固、更无可置辩、表面上自然而又中立的学科来合理化一个更年轻、更具争议的概念。
豪氏“印太”理论的子理论之一是他的“澳大拉西亚地中海”概念。这一词汇目前尚有使用。而“澳大拉西亚地中海”的纽带则是巽他海。目前此词已经过时，多数人只称“巽他陆架”而已。豪斯霍弗关注“巽他海”，不仅因为它连接了众多海峡，还因为它水下暗流涌动，包括众多更新世的陆地河流，后来随着海平面升高沉入汪洋。对豪氏而言，这是一套完美的说辞，因为巽他是一块“半被海水淹没的陆地”，一片“海陆生命区”。更新世古陆河在海下流淌，“水中之水”活灵活现，印证了豪斯霍弗的观点：陆地与陆架、群岛与海洋、淡水与咸水作为相互替代又相辅相成的平等“生命空间”难以分界。巽他必须是海，而非大陆架，因为非如此不足以维护“印太海洋”之一体性。长久以来，“澳大拉西亚地中海”一直被视为印度洋和太平洋之枢纽。一旦设定“澳大拉西亚地中海”为“从前的陆地、现在的海洋”，定义巽他为“大洋中的‘陆间海’、‘陆间海’中的‘陆中海’”，便更利于左右置辩、自圆其说。如果两大洋的纽结内部尚无法松解，又何能为印度洋和太平洋分界？
豪斯霍弗对巽他的认知与此前德国海洋学家如奥托·克鲁梅尔在《海洋学手册》中对“巽他区域”、“巽他走廊”的分析基本一致：巽他是印、太二洋之枢纽，为众多航线打开中国南海之门。但与纯粹海洋学家相比，豪斯霍弗历史化、理论化了海洋地理，将其视为政治生活的延展空间。豪斯霍弗说，“纯粹物理意义上的地域界定还不够”，因为“若欲创造出稳定的地缘政治设计元素，我们在此还必须诘问国家意义上的生活形式：它们本身的归属意愿”。如此，殖民背景下的国家归属问题愈渐凸显。事后历史证明，巽他海峡的地缘政治意义从未减退。1942年巽他海峡之战中，原健三郎的两栖部队击沉美英荷澳司令部辖下的澳大利亚海军“珀斯号”轻巡洋舰、美国“休斯敦号”重巡洋舰，成为日本博弈荷属东印度的重要一棋。巽他海峡的时下地缘意义仍然高度敏感。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上任前后，与中方合作建设跨巽他海峡大桥的计划坎坷不断，部分舆论压力便来自地缘政治考量。不论如何，豪斯霍弗在“印太”理论初具雏形之时即认定“巽他海”是“印太”概念合理性、一致性、整体性的逻辑核心，实具远见。
海洋学的依据只是豪斯霍弗的理论基础，但他的发挥在于海洋学的政治理论化。譬如，豪斯霍弗引用“海岸走廊”、“澳大利亚大洋边界线”等概念，同时赋予其“亚洲”和“美洲”的地理特点。他认定这一片海域“在政治上，也在这两大洲之间左右为难”。豪斯霍弗将海洋学范畴直接译入政治学，快速论证因果，中间跳步现象严重。但我们必须将这种不甚严谨，甚至“决定论”色彩浓重的论证方法置入同时代的语境之中。豪斯霍弗当时面对的主要论敌是形形色色的决定论者，譬如事后在纳粹政坛不可一世的“种族科学”。“种族科学家”们使用的也是“确凿无误”的科学证据，因此豪斯霍弗在论证时不能过度保守，否则显得海洋地政学的确凿性逊于其他“社会科学”。豪斯霍弗还与其他学科结盟，譬如通过民族学联结地质学与政治学。他的民族学盟友是同在拉采尔门下的利奥·费罗贝尼乌斯。费罗贝尼乌斯的方法是追溯土著文化的变迁，描绘出“文化圈”的形态，通过所谓“帕依多玛”方法从经济结构中重构出“含义”。尽管费罗贝尼乌斯的研究重点在非洲，但他在“柏林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研究社”的对话者弗里茨·盖博那却撰写过大量大洋洲“文化圈、文化层”方面的论文。豪氏认为费、盖的方法是重构旧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马来－波利尼西亚迁徙之英雄传说”的唯一途径。而这种民族学又正好揭示了“印太”从旧石器时代以来便具有政治属性，“而大西洋曾几何时却非如此”。所以，通过“海洋政治学”和“民族学”的联姻，豪斯霍弗不但把地质、海洋、生物证据应用在了政治理论之中，甚至还“证明”了印度太平洋的政治性“高于”大西洋这一与直觉不符的结论。鉴于德国长期以来在大西洋受到英美的支配与排斥，豪斯霍弗论证出这一观点，合乎德国政治语境的需求。
豪斯霍弗进一步论证了地貌、海貌、甚至高空如何决定了政治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他与卡尔·施密特在《陆地与海洋》中对于海洋、陆地、高空生活方式的定性颇为类似。二人可谓平行，但几无交集。豪氏将马来－波利尼西亚人想象成海洋上的“游荡民族”，在岛屿之间穿梭，“像‘游牧民族’一样充斥着海洋空间”。应注意的是，豪氏所谓“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如今仍是一个历史语言学术语，但在民族学中因为准确度不足已然停用。但在当时，用“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言论证“印太一体化”非常先进。其时最新的人类学、海洋学、语言学成果，如容克尔、布拉格登与布兰德斯泰特、施密特和丹普沃夫等人的研究，都纷纷指向波利尼西亚、大洋洲、菲律宾、南亚和东非语言之间的历史相似性。因此在海洋生物学家之外，还存在一批语言学家，认为“澳斯特罗尼西亚语系”（亦称“南岛语系”）西至马达加斯加语，东达斐济语。因此在海洋学中逐渐形成一个“南海”共识，认为南部诸海是一个有机海洋空间，既能解释语言学现象，也能解释生物、洋流、地质现象。豪斯霍弗所做的是将这一超长时段的自然史拉回政治史，用于解释政治文化现象。迫于这些外部知识结构的压力，豪氏不得不在“印太”中加入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但他强调的是“海洋游牧”，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这与施密特之后认定英国人是“鱼人”互有印证。在“鱼人”看来，陆地文明“诡异而无法理解”。可以说，豪斯霍弗和他的时代是地政学、海政学极为活跃、取材流动性和理论创造力极强、但严谨度和系统性不足的一个特殊思想现象。
2 “印度太平洋”概念产生的语境
在一定意义上，豪斯霍弗继承了普鲁士思想史的遗产。《太平洋》《印太》均向众多具有全球视野的普鲁士启蒙运动思想家致敬，盛赞“盎格鲁－萨克逊人”在“唤醒沉睡着的巨大海洋空间”方面做出了丰功伟绩，甚至超过伊比利亚人和罗曼人。他口中的那些远涉“印太”、认定此举“对全人类而言”——“甚至对他们自己的民族而言”都绝非不可能的英雄人物包括福斯特、洪堡，以及商贸大亨约翰·凯撒六世·哥德弗罗伊。哥德弗罗伊于1837年逃离启蒙哲学家的地界，来到汉堡，建立了商业帝国，这是德国商贸史中罕见的案例，因此对豪氏至关重要。事实上，福斯特等人并无任何德国中心论，甚至抵触普鲁士政权，但豪斯霍弗的目的在于指出：法国大革命后，启蒙精神在德国土地上星火相传。法国启蒙终结后的启蒙大师，如洪堡，则代表了德系思想的振兴，逐渐转入以德国为中心的浪漫主义。与此同时，此三人均在“印度太平洋”区域持有学术旨趣和经济利益。
但豪斯霍弗无法全盘否认罗曼和伊比利亚国家在航海方面的巨大成就，也无法轻易推翻塞尔登笔下自腓尼基人以降地中海和大西洋地带的“海洋统治”传统。过去存在许多“原始日耳曼”传说，譬如法兰克人即特洛伊人、拉丁人即亚该亚人之类的奇异论述。但豪斯霍弗直接放弃证明日耳曼先祖善于航海，而是转向东方，反证拉丁人不擅航海。如此，东方主义弥补了好古主义的不足之处。豪斯霍弗鄙夷道：从腓尼基到罗马，从伊比利亚到法国的航海成就，“更多是‘沿岸’的，而非大洋的”。他如此贬低欧洲航海时代，所用的标准自然不是德国的航海水平，而是阿拉伯和中国的辉煌成就。他说道，阿拉伯人和中国人时常“在他们（中国）的‘印度大洋地区’相遇”。豪氏所指大约是唐、宋、明时期中国与阿拉伯的海洋商贸。再如郑和舰队的航线，正好跨越了南亚和阿拉伯，是西欧航线忽略之区域，也是“印太”空间中，西、葡、英、法、美较晚探索、触及有限的地带。对豪斯霍弗而言，中国和阿拉伯在“印太”地区的航海成就盖过了欧美，也动摇了西欧“海洋统治”、殖民主义的历史基础。豪氏使用东方史的目的在于抹杀德国竞争对手的历史合理性与施为性。豪斯霍弗旨在联合“印太”各地本土政治文化抑制西欧扩张。
豪斯霍弗认为中国局势的发展，预示着未来中欧、近东、中东和南亚问题的解决。他与他的印度联络人贝诺伊·萨卡尔都认为，尽管辛亥革命至1924年前后已混乱不堪，却对印度的帝制和殖民问题具有启迪意义。这完全吻合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普遍认知，即印度仿效中国实行反帝、反殖民、共和主义斗争。这也正是“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中中印代表最为活跃的原因。豪氏另一位印度盟友是反英的孟加拉裔印度思想家塔拉克·纳特·达斯。达斯受1917年的“印德阴谋案”牵连，刚从堪萨斯州监狱获释而出，满怀忿忿，越洋来到慕尼黑。不久前，他在加州写成一部英文新书《日本是亚洲的威胁吗？》，由唐绍仪作序，日本《国民新闻》总编德富猪一郎编附录表，于上海出版。来到德国后，达斯获得豪斯霍弗等支持，致力派遣印度学生赴德留学。而这些印度学生则来自一个叫作“雅利安协会”的右翼组织，鼓吹“印度雅利安”种族理论。豪斯霍弗与萨卡尔、达斯的密切关系，以及他对德国汉学和印度学的投入，都是他“印太”理论的关键因素和灵感。在他的“印欧大陆”“印太海洋”愿景中，德国影响下的中国和印度将逐渐具备动摇英帝国的实力。
3 豪斯霍弗的“印太”战略
豪斯霍弗在构思“印太”战略时的假想敌是另一个原创概念：“欧美”（Eur-Amerika）。他认为，人口相对稠密的地中海、中欧，以及人口过度稠密的中、印、日部分地区，合而形成了“欧美大西洋”的“对立空间”——即包括东南欧的广义“印太空间”。在这一问题上，他引述了好友萨卡尔对“印太”和“欧美”二元对立的支持。豪斯霍弗最有疑虑的是所谓“美洲地中海”，认为它在根本上、结构上彰显了欧洲和大西洋的特质。他还担忧美国主导的“美洲地中海”会在“澳大拉西亚地中海”得以复制。豪斯霍弗不断抱怨美国如何占据了“太平洋门户”：巴拿马、古巴、波多黎各、圣多明哥、维尔京群岛、海地，共约282000平方英里、2000万居民，远超德属南海帝国的245000平方千米、40万居民，嫉妒之心溢于言表。可见豪斯霍弗在“印太诸地中海”之争中，有意识地将德、美对立。与美国相比，德国的优势是整合陆地的“欧亚之路”和海洋的“印太之带”。
也正因如此，豪斯霍弗认定：在“印太”内部，必须化解任何“偏印度洋”和“偏太平洋”的分割和抵冲。这体现在民族自决之中，应尽量避免印度和中华文化圈之间的张力。他锁定东南亚——自古以来中国和印度文明交织的大染缸。有一种声音认为，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形式相去过远，以至于欧洲殖民者进入东南亚后，都必须用不同方法治理不同的文化族群。豪斯霍弗对此批判道：若欲治理“印太”任意一片地区，优秀的“文化政治家”必须采用一套整合贯通的政策路径。他警告读者不宜过度强调“印太”的内部差异，认为正是因为过度强调地理文化具象性，欧洲殖民统治者在“印太”地方上采用的执政手法才比本土直接下达的政令更为残酷。因此，豪斯霍弗抵制用文化地理学划分海洋政治空间。对他而言，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之对立干扰了“印太”自然物理的客观性。文化直觉具有误导性，而生物周期、洋流循环、海风朝向赐予我们的才是冷峻的真理。鉴于豪斯霍弗本人未经梵学和汉学训练，他不可能自己论证中印文化之统一，继而证明“印太”在文化上也高度一致。然而在21世纪更为粗劣的“印太”版本中，地理和文化之间的张力却得到了简单化处理：安倍、莫迪和蓬佩奥所仰赖的‘文化’共通性是政治制度上的一致性。不论这种一致性是否经得起考验，印度和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仍将此消彼长，互峙互动。
豪斯霍弗批评火力最猛的是美国强加给“印太的菲律宾”的“大西洋式”帝国主义。今日，豪斯霍弗被认为是第三帝国的地缘政治国师。但在书中，他大骂美帝国主义，引述的证据竟然是东方学和比较政治哲学。他哂笑美国无法认清“印太”人民自主自治的诉求，也无法理解为何“印太”本土的政治思维方式比“欧美”的政治理论更加平衡。他说，欧美的思想在“在佛陀、甘地和泰戈尔眼中看来”，实在不济，且弗如中国政治哲学远甚。豪斯霍弗赞美“季风地带的印太人”比“欧美人”更明智、更统一的文化观和世界观。豪斯霍弗鼓动形态上分裂、灵魂上为难的“印太人”自决自主，摆脱英、美、荷、葡影响。这也意味着，“印太”人民与德意志结盟。
豪斯霍弗的炮火不仅对准美属马尼拉，也朝向英属新加坡。值得注意的是，马尼拉和马六甲都是各自小“地中海”的城市中心，也是“印太”地区的“地缘压力计”。这些压力计由一连串的矢量决定：资本、文化、城市化、边缘增长等等。他称马六甲海峡为“印太的关键点”，这印证了当时海洋学界和海军界的普遍认知。譬如美国海军将官巴拉德即称新加坡为“观望往来印度洋船只的理想瞭望台”。几个世纪以来，澳门和马六甲都是葡萄牙、荷兰、英国政治思想家探究国际正义的实验田地。但对豪斯霍弗而言，马六甲有一个更具紧迫性的语境。20世纪10-20年代，马来西亚在英帝国最高统治下，形成了7个政体，并逐渐巩固。英国地位的巩固代表着荷兰从拿破仑战争时代到1824年《英荷条约》，从1874年《邦咯条约》到1909年《英国－暹罗条约》一直不断下滑的影响正式消亡殆尽。在1924年出版《太平洋》一书时，英国尚未重组，亦未军事化这些属地。但豪斯霍弗预见到此事即将发生——事实上，直到二战末期才发生——他预言道：“英国如在此地扩建出一流的海军基地，绝对会是其在荷属印度一个自增信心、震慑他人的强有力象征，也会增强澳大利亚的信念。”
不论马尼拉还是马六甲，豪斯霍弗的初衷是为“印度太平洋”注入政治生命力。以德国战略视之，意义昭彰。鉴于“欧美”在南亚、东亚、东南亚深耕已久，德国此时加入耗时耗力必巨。因此，不论他个人观点如何，德国不可能作为传统的殖民帝国与英国争雄。豪斯霍弗提出的解决方式是促使“印太”地区转变为自主自决的政治体，由德国训练的印度领袖领导反英国殖民斗争，由德国训练的中国军队稳定中国局势。如此一来，看似柔软但实力雄厚的“印太”海洋带可与德国在欧亚大陆上开辟的政治空间遥相呼应。如果形势大好，“印太”盟友即可促进德国陆路发展。如果风云疾转，“印太”海洋带即可缓冲德国在陆路的危机和窘境。但即便不能促成德国对“印太”政治的影响，只要“印太”自决，亦能颠覆英法在亚洲殖民地的利益。换言之，除德国军备之外，豪斯霍弗自认为他提供的是德国理论，也足能发挥功效，制衡竞争对手。
4 “印太的幽灵”: 日本泛亚细亚主义辩论中的“印太”
豪斯霍弗的“印太”理论经过传播、接受和后续演变，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学界引发了巨大反响，乃至在异地生根发芽，继而轮回转世。若要认清“印太”概念本身的流动性，则必须回溯同期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史语境与论述体系的演变。
首先，豪斯霍弗最初零零星星散布于《地缘学杂志》边边角角的“印太”概念，是否融入了“大亚细亚”和“泛亚细亚”论述之中？答案颇为明朗。豪氏发表在《地缘学杂志》上关于东亚的论文，虽未以德文重新编辑出版，却经日本学者摘选，汇编后翻译出版，题名也颇具深意：《大东亚地政治学》。由此，豪斯霍弗不知不觉地介入了“泛亚细亚主义”辩论，他的声音波及广泛，包括主张“东亚协同”的泛亚细亚主义思想家蜡山政道，以及他在昭和研究会的同事、军国主义色彩十足的大亚细亚主义哲学家鹿子木员信，也包括左翼和平主义者平野义太郎。与此同时，“地政热”催生了一代“大亚细亚”研究：旅行家松川二郎、研究中国东北的专家川西正鉴，以及地理学家小牧实繁都在1942年集中出版了以大亚细亚地政学为题的著作。这些“地理”与“地政”界定不清的作品又与其他泛亚细亚主义思潮交汇，如京都学派第二代人物三木清，最终流入广义上的“共荣圈”语集之中。小牧实繁在京都大学地理系致力于“地政学日本化”，一方面吸收豪斯霍弗，一方面从民族视角抵制照搬德国地政学。这种微妙的豪斯霍弗接受学派与同期在京都大学校园聚会的京都哲学学派共存，形成了“双京都学派”并行、对流、对峙的局面。这两拨人马在日本军政外交战略上也各抒己见。恰值1929年，京都大学校园正是太平洋关系研究院会议会址，日本地政学争鸣更为凸显。鉴于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很难对思想家进行严密的归类。但总体而言，“豪斯霍弗派”的京都学者与帝国陆军较为亲近。而奉海德格尔为精神导师的京都人则贴近日本海军。
1941年，研究日本“新东亚秩序”的美国学者肯尼斯·寇格洛夫已经嗅到：在德国影响下，日本正值一场地政学大爆发。即使如此，豪氏的“印太”观念只是众说纷纭中的一家之言。很难证明，究竟是豪斯霍弗的“印太”理论，还是日本化的地政学，抑或是完全土生土长的泛亚细亚主义、日本的“本土派”和“倚洋派”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甚至是日本版的“门罗主义”者——坚信亚洲与东南亚是“日本的南美”之类的声音——最终起到了关键性的政治助推作用。尽管思想观念的传播通常是一家之言甚嚣尘上，但思想史家为稳妥起见，一般会说：没有哪一家、哪一言能一锤定音。或许，正是在这些声音有意或无意之间的汇流最终反复冲刷的平原上，日本“大亚细亚”主张的意识形态合理化（如非“意识形态起源”）才如一广厦拔地而起。不论如何，“印太”观念不但是豪斯霍弗解读者和挪用者挂在口边的权威，也为“共荣圈”实践者所共知。从海军上将宇垣缠日记可知，是否优先印度洋这一问题曾激发军方高层关于日本战略决策的辩论。但这种笼统的推测还远远不够。下文中，我将详细爬梳、考察日本接收豪斯霍弗的思想史谱系。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豪斯霍弗的《太平洋》已在日本学界流传。但直到1940年，此书日译本才在东京印刷出版。这部两卷本《太平洋地政治學：地理歴史相互關係の研究》由日本青年外交协会研究部组织翻译。同一团队班底编辑出版了《太平洋読本》（1941），他们还在1939年至1944年间陆续推出了一系列德国著作。其翻译出版的进度和规律都似与日军在东亚和东南亚前线攻势的脉搏和律动息息相关。1939-1942年，每年25本；1942-1943年，每年10本；最终1943-1944年，每年5本。而其历史语境则跃然于标题之上：布雷迪1937年著《德国纳粹的精神与结构》：《ドイツ·ファシズムの精神と構造》，1939年出版；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1938年著《教育之革命》：《青年の旗のまへに》，1941年出版；赫尔穆特·施特莱彻1936年著《德国青年的军事教育》：《ドイツ青少年の国防教育》；纳粹经济学家胡果·理查茨1938年著《国防经济》：《国防経済》，于1941年问世。青年外交协会还发行了汪精卫之《中国の諸問題と其解決》。
在“京都地理学派”的竞争对手、日本经济地理学会（経済地理学会）的核心人物江泽让二完成了《太平洋》译著仅仅数月后，佐藤庄一郎迅速跟进，在太平洋协会（1938年5月至1945年8月）新出了日译版。1944年，他又出版了一部此书的评述。在1944年这一年中，日军屡遭挫折，伤亡攀登，而“日本太平洋”的“外围空间”——从夸贾林环礁、塞班岛、关岛、佩莱利乌、昂奥尔到澳大拉西亚地区的布干维尔岛，甚至是八幡，都面临着结构性崩塌的危险。佐藤虽然为局势感到不安，但译纳粹著作笔耕不辍。在出版豪斯霍弗的评注作品后，他进而翻译埃瓦尔德·班斯，这位魏尔海姆·乌勒的高足、第三帝国的空间理论大师的著作。1932年出版的《世界战争中的空间和人民》在德国空间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可以说是汉斯·格里姆《没有空间的人民》和瓦尔特·克里斯塔勒趋于成熟的“无空间人民政策”之间的概念性过渡。对于此时处于过渡期的日本政界和学界，这部书也触发了许多辩论，如“日本式和平”如何压服、迁移，甚至替换人口。
但豪斯霍弗在日本的接收范围之广、热情之高，其他德国作家难以比拟。其中部分原因是他在日本逗留过18个月，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但更重要的概念性原因是他严肃对待日本，视其为岛屿国家“海洋政治空间”的思想实验案例。这无疑触动了那些已在竞相抢夺德国最新著作、译之而后快的日本知识分子的兴奋神经。相比之下，豪氏在中国的接收一度滞缓，终于销声匿迹。仅有一部《国防地理学》经留德学者周光达译成中文，于1945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在少数军事院校的高墙之外，豪斯霍弗在中国几乎无人知晓。对照之下，豪氏在日本则是另一幅光景。同一位译者若井林一先生，在1942年向日本学界介绍了豪斯霍弗的案例研究《大日本：反思大日本圈的军事力量、世界地位和未来》（和《克服空间的力量》——这部提出如何研究空间以超越空间的作品。譬如，他也译过汉斯·莱泽冈的《二十世纪的德国哲学》，于1942年出版。尽管莱泽冈个人对当时的纳粹和后来的苏联都抱有怀疑态度，但他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学界影响颇大，主要在于他从晚期柏拉图主义中汲取的洞见，尤其是对于时间和空间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思考。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不应忘记德国的柏拉图主义是京都学派最关键的思想来源之一，毕竟泛亚细亚主义思想家、民族主义宣传者、海军中尉鹿子木员信的京都大学学位论文研究的正是柏拉图。至于若井，能在同年同月推出两部关于空间的译著——一部古代、一部现代，可见其用功之勤。此后的两年，他马不停蹄地开译新著，如赫尔曼·冯·凯泽林之《哲学家旅行日志》。凯泽林（又译盖沙令）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的全球空间之旅，包括亚洲、美洲和南欧——这恰是豪斯霍弗心目中横跨全球南部的“印太海洋带”。译介这部书，若井又在无意之中向日本读者隆重推出了“领袖原则”最早的鼓吹者之一。不论凯泽林多么向往“民主和平”，这一点都无法抹去。
此后若干年间，豪斯霍弗另两部关于日本的专著也相继出了日译本。其中，《日本建立其帝国》仅在德文原著出版两年后即以日文面世。这一令人震惊的传播速度一方面体现出了豪斯霍弗在日本的地位，但也更深刻地体现出了日本翻译界在兴致勃勃地推销“海政学”、如饥似渴地吸收空间理论时表现出的紧迫感，甚至是焦虑感。另一部专著《日本》的日译者是电影批评家、译著颇丰的翻译家、纳粹文化制度学者佐佐木能理男，于1943年由著名的第一书房刊行。同一家出版社在三年前揭幕了《我的奋斗》的标准日译本，译者是泛亚细亚主义思想家室伏高信。室伏高信的泛亚细亚主义与豪斯霍弗的“印太”愿景不尽相同，但二者都鼓吹亚洲政治雄起，反制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
在豪斯霍弗“海政学”思想的日本诠释者中，尚有两位值得细察勘磨。豪氏与《地政学学刊》共同主编奥托·摩尔合著的《地政学基础》由著名日本政治学家玉城肇（1902-1980）于1941年译成日文出版。玉城肇是日本文化和经济史、家庭和教育史、社会科学和社会制度史家，因此后世学者大多低估他对国际政治的热情。他曾精心挑选海外著作翻译，包括打开日本国门的佩里将军（、美国首任驻日公使汤森·哈里斯，以及本文的主人公豪斯霍弗教授。在此三人中，豪氏既未发一枪一炮，也未递一份国书公文，唯一介空间理论家而已。但换一角度视之，作为海洋政治思想家，他与佩里、哈里斯并列，又意味深长。此外，豪斯霍弗虽未直接影响日本外交，但其间接影响不容忽视。1943年4月，窪井義道刊出《海洋与世界强权》日译本。窪井在德国和日本受过法律训练，连任四届众议院议员，之后加盟冈田启介领导下的冈田内阁，成为海军顾问。他曾结社鼓吹日本应加大力度在黄海捕鱼。其在海洋军事和“海洋治理”方面的丰富经历都与豪斯霍弗海洋地政学中“海”与“地”的主旨息息相关。不论是译者选择了译著，还是译著选择了译者，此次翻译都意义深远。作为一位“两栖政策制定者”，窪井之后被选入铃木贯太郎内阁，官至内务政务次官。他又被指定随松冈洋右出访欧洲，巩固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的同盟关系。历史学家在研究豪斯霍弗对日本二战期间外交政策的实际影响时，确凿的史料证据有限。但诸如此类的间接线索，分量亦不可谓不重。比较而言，在此时，日后重要的豪斯霍弗传记作者、著作编纂者汉斯－阿道夫·雅各布森才刚刚作为一名青年士兵参加德军服役。起码在那时，他对豪斯霍弗海洋空间理论的熟悉程度尚不及任意一名在日本参加过地政学研讨课的旁听生。但即便是豪斯霍弗的影响逐渐淡出战后德国，雅各布森独坐冷板凳数十年坚守的学术研究在日本学界却仍然炙手可热。在二战后的日本，关于豪斯霍弗地政学、海政学的评论文章、学位论文和图书仍然络绎不绝，直至如今。
5 结论
本文首先阐述了豪斯霍弗“印太”政治空间理论的基础。从论据、论证视之，“印度太平洋”观念是既植根于历史语境，亦具高度创新性的“海洋政治”愿景。探究豪氏自己的词汇、语言、论域，必会动摇那些时空错乱、想当然、过度简化的肤浅认知，促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印太”在史上和时下的各种用法。广泛而言，我希望向学界展示如何以思想史方法研究地缘政治概念，尤其鉴于西方“地缘政治”作为一门学科正在与自己的历史、方法和理论基础脱节，逐渐走向庸俗化的道路。但另一方面，我还敦请国际关系学者、哲学家和思想史家不因为地缘政治“方法失之严谨”，便不参详政治地理学、政治海洋学观念的质地和结构。尤其是那些在历史上消沉，却又浮出水面的概念，最值得学者潜心探其究竟。
豪氏“印太理论”的基石筑于同时代海洋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上。他一方面以自然科学依据论证“印度太平洋”的整体性，另一方面又涉入政治理论，强调“印太”的政治潜力和文化意义。豪斯霍弗的“印太”论证中充斥着前后不一致和逻辑不严密现象。但细察之下即能发现，这些瑕疵本身即体现了他的政治语境和修辞目的。豪斯霍弗认为，不论是自然而言，还是政治必然性而言，“印太”必须成为一个政治有机体。更重要的是，“印太”通过民族自决摆脱老牌殖民国家支配，这对德国而言无疑是一件美事。因此，豪斯霍弗亲自研究中国，并与日本、印度等国思想家往来，共谋“印太”复兴。然而，在印度，萨卡尔、达斯等亲德派思想家最终在二战期间失去了影响力。而尽管豪斯霍弗对中国共和革命洞察透彻，他在中国影响却并不大，更因日本强势介入，中德关系沉入谷底。只有在日本，豪斯霍弗的理论经久不衰。
显然，“印太”理论不是21世纪的发明，也不是安倍首相掸去豪斯霍弗1924、1939年原著上那层厚厚的尘埃直接提取而来的。二战后，豪斯霍弗的作品在德国鲜有再版，几无问津，在英语世界亦甚罕见。与此相比，日本20世纪30至40年代对豪斯霍弗的接收与本土的泛亚细亚主义、大东亚思想融合，其影响持续至战后。直到今日，豪斯霍弗在日本的公众识别度和再版量也是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在这一语境中，重掘“印太”概念，用于分析全新的海洋政治局势，意味深长。而在美国，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智库人士、大批海军军官皆不知“印太”一词的意义和来源。若要有意识地使用“印太”一词，第一步即是考察它的渊源、发展和接收历程。若要负责任地使用“印太”一词，则必须诘问这一理论产生的语境：它有哪些理论依据，又如何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支持了特定的观点？它通过何种媒介传播至今，又如何在融合与接收、重塑和再想象的过程中不断演变？
*文章转自《浙江学刊》。
遍布全球的美国实验室, 正进行一场隐蔽的生物掠夺
危险信号: “三个世界”正被打入两个世界, 很多人却还毫无准备
“数字铁幕”正悄然落下, 这次西方封锁了谁的心智?